“我认为在东面。”我的病人说。

“我说在西面，”便衣侦探说。

“我认为在北面，”我说，“因为那附近没有山，而我们的朋友说他注意到马车没有上过坡。”

“咳！”巡官笑着说，“我们彼此之间意见分歧很大，我们兜了一个圈子，您这决定性的一票投给谁呢？”

“你们全错了。”

“不可能！”

“哦，是的，你们全错了，你们听听我的观点，”他将手指向圆圈的中心，这就是我们能够找到他们的地方。”

“可是，那十二英里的路程呢？”哈瑟利气喘吁吁地说。

“去六英里，回来六英里，没有比这再简单的了。您自己说过当您上马车的时候，那马当时精神饱满、毛色光泽。假如它已经奔驰了十二英里那么难走的路，怎么会是那个样子呢？”

“确实，很可能这是一个诡计，”布雷兹特里特说，“当然，至于这家伙的性质也就毫无疑问了。”

“那当然，”福尔摩斯说，“他们是大规模地伪造货币的罪犯，他们使用那台机器铸造假币用合金代替白银。”

“我们发现有一伙家伙在干着这个行当有很长时间了，”巡官说，“他们一直在大批地铸造半克郎硬币，我们甚至一直追赶到了雷丁，但再往下追查就没有线索了。因为他们使用了某种掩蔽他们踪迹的方法，这说明他们是精于此道的惯犯。但是到目前为止，他们是跑不掉的了。”

但是他错了，这些罪犯命中注定不会落入法网。当我们所乘的火车驶进艾津车站时，只见一股浓烟，从邻近的一个小树丛后面升起。

“是房子失火了吗？”布雷兹特里特问。

“是的，先生，”站长回答说。

“是什么时候？

“我想是夜里，先生。

“那是谁的房子？”

“比切医生的。”

“请告诉我，”那位工程师插进来说，“这位比切医生是不是德国人，长得很瘦，鼻子又挺又尖？”

“不是，”站长笑着说，“不像您说的那样，先生，比切医生是个英国人，但的确有个外国人和他住在一起，我想，是他的一个病人吧。”

没等站长将他知道的情况讲述完毕，我们就急急忙忙朝失火的方向跑去。这条路一直通往一座矮矮的小山顶，后方是一座高大的楼房，前面的花园里有三个消防泵正在努力想把火扑灭，但收效不大。

“就是这！”哈瑟利格外激动地喊道，“看看这砾石路面，还有那玫瑰花丛，我当时就是躺在那儿的，第二个窗口就是我往下跳的地方。”

“这样一来，”福尔摩斯说，“你至少是报了仇了。肯定是那盏油灯给压扁了，烧着了木板墙，而他们那会儿正忙着追你，没注意到。现在睁大眼睛，在人群里看看有没有你要找的那些朋友，不过他们恐怕早已跑到几百英里以外的地方去了。”

福尔摩斯的担心是对的，因为从那天起至今，我们再也没听说过那个漂亮女人、那个阴险的德国人和怪癖的英国人，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。那天一大早，有个农夫见过一辆马车，坐了几个人，放着几只笨重的大箱子，朝雷丁方向飞跑。

这群亡命之徒逃走后就消失了，以至连聪明的福尔摩斯都没能发现他们，尽管只有一点点的蛛丝马迹。

消防队员对于房间里的摆设，感到无所事从，更使他们不安的是，三楼的某个阳台边发现了一截新鲜的大拇指，这使他们十分伤脑筋。大约到了日落时分，他们的努力才得到了少量的回报，大火被控制住了。但是房屋的倒塌已无法避免，现场最终变成了一片瓦砾和废墟，除了残留的钢管和汽缸外，竟没有任何其它剩下的东西。我们还找到了储存在一间外室中的许多镍和锡锭，却没有找到任何硬币，这情况也可作为前面所说的那些沉重的大箱子存在的佐证。

幸亏在泥土上留下的清楚的足迹，才使我们知道，这个水利工程师是怎样从花园里被送到那个他恢复知觉的地方，否则，恐怕任何人都不会解开这个谜。很显然是有两个人把他抬了出去，两个人一个脚小，另一个人却有一双大脚。总之，事实有可能是这样：那个英国佬，帮助那个女人把失去知觉的人转移出危险境地。

我们在返回伦敦的列车上时，这位水利工程师十分沮丧：“唉，这一切真糟糕，我失去了大拇指，以及五十英镑的酬金，而我究竟得到了什么呢？”

“经验！”福尔摩斯微笑道，“你需要明白这个道理，如果换一个角度，这或许是有价值的：只要这事向大众一宣扬开，我敢保证，您的事务所会有很好的声誉，今后一直都是如此。”